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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RL: 青藏高原湖泊水量变化与水量平衡
  • 科学 Bulletin封面论文:树木形成层活动的低温阈值是冷湿环境下高山树线形成的关键生理机制
  • 国家科学评论》NSR论文 | 千万年前,谁跨越白令陆桥从欧亚前往北美?谁又反向而行,从北美前往欧亚?
  • 卫星重力/测高监测湖泊等陆表质量变化专题研讨会在测地所举办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生态技术评价方法、指标体系及全球生态治理技术评价”召开2019年度会议
  • 成都生物所在城市化对河网水体二氧化碳通量及影响因素研究中获进展
  • 青藏高原湖泊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汇还是二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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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1日至12日,“一带一路”防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大会在北京顺利举行。大会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共同主办,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牵头承办。   中国科学院院长、“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主席、大会组委会主席白春礼,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黄润秋,联合国环境署政策司灾害管理处处长亨里克·斯洛特,联合国减灾署亚太区项目官员蒂莫西·威尔考克斯,国际地理联合会副主席傅伯杰院士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秘书长减灾事务特别代表水鸟真美发表视频演讲。大会开幕式由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李寅主持。   白春礼在讲话中指出,科技创新与国际合作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携手应对重大自然灾害风险、保护生态环境安全和实现国际社会经济繁荣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中国的科技国家队,中国科学院有责任和义务为建设安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一带一路”贡献科技智慧和力量。他还表示,“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作为首个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运行的综合性国际科技组织,将积极深化与沿线各国的科技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促进民心相通与人文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希望,进一步汇聚国际智慧、凝聚国际力量,为有效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面临的重大自然灾害风险,积极创新平台、创新机制,切实提高沿线各国防灾减灾与生态建设水平,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促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黄润秋表示,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协同推进,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贸易活动中坚持绿色低碳发展,践行生态文明理念,不断加强与沿线国家在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并将持续发挥积极作用。他强调,减少自然灾害风险对于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和安全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由于强烈的构造运动、脆弱的生态环境,加上频繁的极端气候,“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地区都受到各种地质灾害的严重威胁,各国需要携手并进,加强科技合作,分享科技创新成果,构建更有效的减灾平台。   水鸟真美表示非常高兴看到中国政府为确保“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可控和可持续性而采取的积极措施,并希望各国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在深化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灾害风险分析评估方法,积极提供减轻灾害风险的解决方案,加快研究制定灾后恢复新标准,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效的减灾科技支撑。   此次大会以“携手共建安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丝路”为主题,共设有1个主会场、24个分会场,共同探讨灾害数据调查与共享、形成机理与物理过程、风险分析与管理、监测及早期预警、防灾减灾与应急管理、灾后恢复重建、跨境灾害风险防范、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大会还围绕“一带一路”防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主题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作了15场大会特邀报告,并举办了丝路文化与发展主题论坛。   与会专家学者还共同发表了《“一带一路”防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提出了包括加强灾害风险认知、灾害风险管理、提高灾害风险抵抗能力建设、加强灾后重建对策的4项科技行动计划和9项推进措施,并成立了国际减灾科学联盟。 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减灾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巴基斯坦科学院院长穆罕默德·卡西姆·詹,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院长朱马塔耶夫·穆拉特,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副院长阿普杜赛特·萨多瓦、基克马特·穆米诺,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理事长大卫·莫尔登,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长代表陈德亮,以及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中外高校与研究机构负责人、有关国家科学院院士、专家学者共计780余人参加了大会。

2019-05-14  (点击量:15)

  植物挥发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不仅可以帮助植物抵御生物和非生物胁迫,同时可以影响邻近植物的生长和防御,在调节植物和昆虫种群动态和群落组成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然而,以往研究更多的关注叶片挥发物的释放过程、作用机制和生态效应,忽略了根部挥发物在调节植物-植物互作和植物-昆虫互作的重要性。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入侵生态学学科组与瑞士伯尔尼大学和德国马普化学生态研究所合作,以入侵植物斑点矢车菊为研究对象,通过气相色谱质谱分析和转录组测序等分析技术,研究发现斑点矢车菊根部释放大量倍半萜类物质,其主要的成分为(E)-β-Caryophyllene,释放速率为3μg/g/h;这些倍半萜类物质的合成主要是由6种倍半萜合成酶控制,其中CsTPS4和CsTPS5合成酶起主要作用。通过竞争实验和生物测定等研究手段,研究发现在没有昆虫取食邻近植物的情况下,斑点矢车菊根部释放的倍半萜类物质可以显著提高部分邻近植物的种子萌发和个体生长;但是,在有昆虫取食邻近植物的情况下,这些倍半萜类物质的释放显著促进了昆虫在邻近植物上的取食危害程度,反而抑制邻近植物的生长。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植物根部挥发物在调节植物-植物互作、植物-昆虫互作同样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研究结果同时指出入侵植物不仅可以通过资源竞争抑制本地植物,而且可以通过植物间的化学信息交流来改变本地植物与昆虫的互作关系,进而抑制本地植物,降低生物多样性。   相关研究结果已在期刊Plant,Cell&Environment在线发表。该研究得到重点研发计划(2017YFC1200100),自然科学基金(31470447和31822007)、欧盟玛丽居里行动计划(629134和704334)等的资助。武汉植物园黄伟研究员参与了研究论文1的部分工作,是研究论文2的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

2019-04-18  (点击量:480)

近日,淮河生态经济带省际联席会议在江苏淮安召开,来自苏、皖、鲁、豫、鄂五省及沿淮市县政府负责人共商沿淮发展大计。在水缘相亲的“淮河邻居”眼里,合作、联动、共赢,是民之所往,心之所向。 千里淮河,地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是我国重要的南北分界线。几千年来,这里肥美广袤的土地,给淮水儿女带来了富足;而后又因黄河夺淮与兵家必争,这里的人民饱受水患与战乱之苦,沿淮城市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互联互通薄弱。然而与长江经济带地域相连、水系相通,与国家骨干铁路与高速公路在此交汇的区位优势,较为完备的产业根基,让淮河经济带成为我国中东部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 淮安首倡的“淮河朋友圈” 时光回到2010年,淮安市首次提出了“构建淮河生态经济带”的设想:以淮河干流为先导区,建设淮河生态经济带,把淮河变成一条造福两岸人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黄金水道、产业大道和生态廊道。 作为“淮河朋友圈”的首推和最积极参与者,淮安将淮河生态经济带视为推进区域发展的重大契机。在谋划和实施过程中,淮安高度重视、全力以赴。9年前的设想渐渐落实在生动的调研实践中。 2012年初,淮安市委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承担“构建淮河生态经济带先导区”课题研究。随着研究逐步深入,沿淮蚌埠、信阳、盐城、淮南等地相继加入。 2013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安徽淮南组织召开《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战略规划研究报告》课题成果研讨会,国家发改委、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交通部,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发改委,沿淮城市主要负责人及专家们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建设个国家第三条出海黄金水道”“打造我国第四个经济增长极”“促进我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建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一串串基于生态优先、集约互动发展原则绘就的“美丽淮水”设想,就此拉开了谋划推动淮河生态经济带战略落地的序幕。 此后,从3省5市到3省20市1县,再到5省25市4县,越来越多的沿淮城市加入到推动淮河生态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队伍”中。 2018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一国家层面的引领无疑带来新的生机与机遇,使淮河上下游区域为之跃动。 2019年4月29日,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五省在省际联席会议上,共同审议通过《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省际合作总体实施方案》和《淮河生态经济带省际联席会议制度》并签署《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省际协同推进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依托省际协商合作机制与平台,“淮河朋友圈”高质量发展的轮廓与色彩愈加明晰。 做好“水文章”,挺起绿色脊梁 淮河流域是我国粮食主产区和能源原材料供应基地,但同时,淮河流域的环境问题也较为突出,长期存在水资源承载能力与人口、耕地分布不相适应的问题。在《协议》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被放在了首要位置。淮河要发展,首先要挺起绿色发展的脊梁。 生态文明建设从何破题?淮河生态经济带选择了“水”。今后的淮河,将在齐抓共管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下,向着“人水和谐”的生态示范带的美好愿景流去,润泽良田美地。 比如,创新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尤其在江苏大丰沿海滩涂附近,加强渔业水域保护,加强海域滩涂污染综合防治和陆海污染源头防治,完善湿地滩涂保育工作,从而提升“蓝色国土”的生态功能。 还有一系列节约保护水资源的措施:严控地下水超采,实施饮用水水源地专项整治,保障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到国家安全规定的标准。以淮河干流及一级支流、大型水库和湖泊为重点,打造以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农田林网和堤岸林为主的防护林体系。 对淮河流域来说,做好水的文章是底色,是灵魂;而在地跨五省的淮河沿岸护水用水,实施环境管控联动势在必行。规划中,五省将创新跨区域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完善环境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和预警机制,统一规划、联合执法,协调推进上中下游水资源保护与水污染防治工作,破解“九龙治水”的难题。 江苏淮河畔的新经济发展模式 算好环境账,也要算好经济账。 会议中,与会嘉宾认为,淮河流域资源丰富,应抓住机遇,建立起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把淮河流域打造为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之后的第四个增长极。 这份底气与谋略沉实而深远:《规划》中,淮河生态经济带以千里淮河为东西通道,从东到西分别以淮安、蚌埠和信阳三座区域中心城市形成“三核”空间开发格局。在充分尊重生态文明的理念下,促进淮河流域上中下游要素集聚,尤其在现代化产业布局上,注重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现代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的引进和厚植,结合“四化”同步推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动淮河流域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要想富,先修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淮河生态经济带规划牵头制定者郑新立认为,淮河可以成为长江和黄河之间,中国的“第三条出海黄金通道”。 在江苏省内,淮安作为淮河经济带城市的“带队长”,正积极实施“借港出海”战略。无论从城市北部、中部、南部经不同流域入海,宽广的渠道必将带来更大程度的开放,让淮安作为江苏重要交通枢纽,拉近面朝大海的距离,发挥更大的经济节点和辐射带动作用。 在淮河入海口的盐城,也正大力实施产业转型、沿海开放等发展战略。以面向东北亚、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的独特区位和地缘优势,着力创建沿海现代产业集聚区。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主导产业的发展,加快着高新技术产业密集,令盐城更具辐射淮河入海门户都市圈的实力与魅力。 打好合作牌,下好融合棋,走好绿色路。淮水流淌过一片峥嵘岁月,今天的联盟与联动更恰逢其时。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谁都希望抱团携手,谁都在尝试迎“机”而上,一条水蓝民富的美丽淮河,一个产业协调发展、惠及两岸百姓、人与环境友好相处的淮河生态经济带,正向我们款款走来。

2019-05-14  (点击量:6)

今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敲定 人口落了户,城市要接得住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要突出抓好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工作,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取得决定性进展。其中,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多位专家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这是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的又一次创新,有助于人口要素在城乡间、城镇间自由流动,有利于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实施。 1落户放开放宽,谁将直接受益? 《任务》中,最受关注的是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的措施。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任务》要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至3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户籍制度改革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如今,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全面取消落户限制、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无疑是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史上的一大突破。 记者查阅住建部公布的最新全国城市人口和建设用地统计数据,2017年城区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有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天津、成都、广州、南京、武汉等9座,城区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城市有西安、沈阳、哈尔滨、昆明、郑州、杭州、济南、青岛、大连、长春等10座。这意味着,即使考虑到2017年数据发布至今一些城市城区人口有所增长,全国661座城市中,将有绝大多数城市不再有落户限制。 “这项政策主要是解决城市存量人口的落户问题,即帮助那些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范毅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从现状来看,流动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7%-18%左右,这部分人已经在城市生活,对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较强,解决这2亿多人的落户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发展。 同时,《任务》提出,城市政府要探索采取差别化精准化落户政策,积极推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落户。专家表示,此举能帮助那些发展机会缺失的贫困人口融入城市、摆脱贫困;而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则降低了城市落户门槛,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作用将大大减轻。 2人口大量流入大城市,中小城市面临收缩? 除了对大城市落户限制的松绑,对于超大特大城市,《任务》也提出,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一种观点预测,这将加剧城市间的竞争,人口大量进入大城市,一些中小城市将面临人口收缩。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廖洪乐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制,一定程度上会加剧城市间竞争。不仅大城市、特大城市之间会有竞争,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也会有竞争。 范毅则认为,不同层级城市户籍制度改变不一定会相互影响,未来不同城市之间的关系还是看经济发展,落户放开是给不同层级城市公平发展的机会,而中小城市发展机会不会必然减少。 记者注意到,此前许多省会城市、二线城市“广栽梧桐引凤凰”,被媒体称为“抢人大战”。在这些城市给出的条件之中,除了“零门槛落户”,往往还会有各项配套条件。不难发现,人口流动是一个综合问题,人们选择在哪类城市落户前会对成本收益做出预判和评价。正如廖洪乐所说:“那些产业富有活力、就业机会多、公共服务水平高、工作和生活环境优良、自身特色鲜明的城镇更具竞争力,其人口会呈现净流入,城镇会越来越繁荣。反之,城市人口就有可能呈现净流出态势,城镇最终走向衰落。” 对于《任务》首次提出的“收缩型城市”概念,应该怎样理解呢?范毅指出,收缩城市概念来自欧美国家的城市研究,以城市居住人口减少作为评价标准,居住人口减少的城市称之为收缩城市。 范毅认为,目前对收缩城市的认识存在3个误区。首先,不能以城市辖区人口减少为标准来判断城市收缩,应考察城区人口的增减;其次,不能以城市局部区域(如乡镇街道)代替城市整体,中心城区的空心化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确会存在;另外,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或是产业结构调整出现困难的城市,由于产业空心化造成城市收缩,与户籍制度关系不大。 《任务》明确,超大特大城市不能无序蔓延,大城市要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中小城市发展要分类施策。其中,都市圈内和潜力型中小城市要促进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严控增量、盘活存量;边境城市强化稳边戍边作用;稳步增设一批中小城市,落实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设市。专家表示,这些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措施,最终会促进人口在更大空间内自由配置。 廖洪乐表示,城乡间、城镇间人口自由流动,会带动其他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最终可能形成充满活力的城市群或都市圈。 3城市人口多了,公共服务会打折吗? “中国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我们要从人的需求出发去解决问题,目前要分两步走。”范毅认为,一是“落”,即人要进得了城,这就要降低城市落户门槛,让人能公平享受城市发展的红利;二是“推”,即推公共服务,城市要发展,必须不断改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为人口提供适宜的工作、生活、休闲空间。 如何在城市生活得更好?城市人口增多后公共服务是否会打折?这击中了许多已经和想在城市落户的人的痛点。 公共服务扩大增量是政府责任,也是城市发展的表现。为了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能实现劳有所得、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任务》提出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确保有意愿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全部持有居住证,鼓励各地区逐步扩大居住证附加的公共服务和便利项目。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福利将大大向城市常住人口倾斜。 廖洪乐认为,推进常住人口落户城镇和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保证新增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提高,也要保证原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下降;既涉及城乡间政府职责和利益关系调整,也涉及不同城镇间政府职责和利益关系调整。 对此,廖洪乐提出,实现这个目标,一靠投入,二靠改革。比如,在义务教育方面,既要常住地政府扩建或新建更多公立学校,也要改革中高考制度、教育经费分配和高校招生指标分配办法;在住房保障方面,常住地政府既要投资建设更多保障性住房,也要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方面做更多改革探索;在养老和医疗保障方面,既要打通城乡间壁垒,也要打通不同城镇间壁垒,以确保常住人口在常住地享受基本养老和医疗服务。 4人口持续流出,农村该如何发展? 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可分为缓慢发展(城市化水平低于30%)、加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介于30%—70%)和平稳发展(城市化水平高于70%)三个阶段。廖洪乐告诉记者,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预计这个阶段会持续到2035年,2035年以后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因此,今后15至20年内会有更多农村人口流向城镇。 既然人口从农村流向城镇是必然现象,那么如何处理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关系?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要如何发展? “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如同铁路的两根铁轨,二者并行不悖。”廖洪乐指出,中国几十年来的城乡分割制度体系,为城乡一体化设置了重重障碍,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一个目标就是要逐步缩小直至最终消除城乡差别,即实现城乡一体化。为此,必须同时对现有城镇制度和农村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改革那些妨碍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和规则,如城乡土地制度、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等。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范毅认为,过去,农村发展不仅依附于城市还要保障城市,各种要素单向地流向城市;未来,城乡间要实现要素的双向流动,促进融合发展。“随着城乡户籍不再是人口发展的限制,我们要解决的是如何让城市人口流向农村,比如到农村消费、休闲、居住等。”

2019-04-23  (点击量:129)

2019-04-22 10:01:50来源:新京报作者:新京报 我国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仅为65%,比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21日,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乡村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时,谈到了乡村产业链条存在的上述问题。   我国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仅为65%,比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21日,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乡村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时,谈到了乡村产业链条存在的上述问题。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韩长赋说,近年来,我国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乡村产业形态不断丰富,2018年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7.9万家、营业收入14.9万亿元;乡村产业融合渐成趋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8.7万家,其中国家重点龙头企业1243家;各地发展企农契约型合作模式,已有1亿农户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签订订单,签约农户经营收入超过未签约农户50%以上;制定并落实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新创业政策,截至2018年,各类返乡下乡创新创业人员累计达780万,“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等本乡创新创业人员达3100多万。   “从调研和基层反映情况看,当前乡村产业发展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韩长赋同时强调,例如发展质量效益不高,多数乡村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农产品加工创新能力不足,工艺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产品供给仍以大路货为主,优质绿色农产品占比较低,休闲旅游普遍存在同质化现象,缺乏小众类、精准化、中高端产品和服务,品牌溢价有限。乡村产业聚集度较低,仅有28%的乡村产业集中在各类园区。   其次,乡村产业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尚未建立,金融服务仍明显不足,“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偏低”,韩长赋说,农村资源变资产的渠道尚未打通,阻碍了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乡村产业。   “产业链条仍然较短”,韩长赋称,一产向后延伸不充分,多以供应原料为主,从产地到餐桌的链条不健全。二产连两头不紧密,农产品精深加工不足,副产物综合利用程度低,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仅为65%,比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三产发育不足,农村生产生活服务能力不强。产业融合层次低,乡村价值功能开发不充分,农户和企业间的利益联结还不紧密。   新京报记者王姝编辑李丽霞   校对郭利琴

2019-04-23  (点击量:175)

一批批的科学考察队员们,在风餐露宿的惊险行程中,一步步把青藏高原的研究从空白变成为世界科学研究的一个亮点。    中国科学院院士孙鸿烈,长期从事资源、环境领域基础与应用的综合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尤其对青藏高原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40多年来他先后几十次到高原调研考察。   年逾87岁依然健康矍铄,孙鸿烈觉得自己主要是受益于长期野外考察的锻炼。“地学很有意思。如果你们的孩子还没有上大学,建议他们以后选择地学。”近日,在中科院青藏高原所大讲堂上,孙鸿烈笑着对来自几个研究所的年轻同行们说。   一片空白上结出的繁硕之花   1956年国务院编制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就把西藏和横断山的考察列为57项重大任务之一。   1960年中科院组织的西藏综合考察队就是按照这一规划开展的,1961年,孙鸿烈开始参与考察。出发前查阅了一些资料,孙鸿烈发现新中国成立前仅有的一些文章几乎都是外国人所写,这些人有探险家,也有科学家,所写文章大多是记述式的,没有系统的学术科研成果,更没有什么专著。其工作大都在青藏高原边缘开展,主要是搜集些标本等零零散散的工作,那时中国科学界也没有能力去那里开展工作。   “可以说西藏之前在科研上是一片空白,这里是中国的领土,必须由我们中国人来填补这块空白。”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孙鸿烈回顾自己当初的心情。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考察,主要在拉萨和日喀则的农区调研农业发展问题。遗憾的是,此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此次考察1962年就被迫停止了。   1971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提出“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据此,中科院组织院内外专家制订了《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1973—1980年综合科学考察规划》,拉开了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序幕。   “可盼到一个大展身手的机会了!”孙鸿烈那时候的惊喜心情难以言表。   1973-1976年四年间,中科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员们的足迹遍布西藏自治区。作为一次重要的摸清家底的工作,获得了数以万计的第一手科学资料,初步填补了青藏高原科学研究的空白。例如,在植物分类方面就发现了7个植物新属、300多个新种和1000多个新记录,一共记录有5766种植物;昆虫研究方面发现了20个昆虫新属、400多个新种,还发现了一个新目—“缺翅目”;对青藏高原的成因也做出了科学的论证。   “总体上,从七十到九十年代,由中科院牵头完成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前后持续了30年。西藏自治区考察总结完成后,接着开展了横断山区、可可西里地区、喀喇昆仑与昆仑山区的综合科学考察。可以说,我们对青藏高原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基本上有了全面的了解。”孙鸿烈很自豪地说。其间,针对这240万平方公里的青藏高原,一共有100部专著和文集出版。相关成果先后获中科院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陈嘉庚地球科学奖等;参加中科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队员中产生了16位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   条件艰苦以至危险,何以乐此不疲    “在西藏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高山缺氧,那时候野外工作时可不能像我现在这样连续说话,都得说一会歇一会儿。爬山更是困难,爬几步就得歇一歇。本地藏族人就没事。”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孙鸿烈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那时候要路没路,要车少车,没有能随手携带的氧气袋,只有车载的急救氧气罐,更没有那么多抗高原反应的药物,主要依靠个人体质去适应。   蹚冰河,爬悬崖……考察队员们在高寒、缺氧、雨雪、断菜、缺粮、陷车等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条件下经受着考验。特别是从日喀则去阿里,因为没有公路,过河时汽车经常陷到河里,水冷极了,大家都得跳进去推。那时候考察不仅艰苦,而且有风险,有时候水也很急,有人一脚踩滑下去,旁边人要赶紧把他拉起来,如果是一个人独自去就麻烦了,自己站不起来……   通常中午这顿饭比较困难。无法带热的食品,到山上就冻成冰疙瘩了。只好从部队买压缩饼干,而饼干必须用水才能咽下,没有水,只能每次咬一点,用唾液将它润湿。“一块麻将牌大小的压缩饼干,一顿饭都很难吃完,太干了。”   1973年开始的第一次青藏考察,第一年只有20多个学科参与,到第四年就达到38个学科。四年来参加考察的人数达到770多人,“当时真没有一个人怯阵,而且参加的人还越来越多。”孙鸿烈说。   当时条件那么危险和艰苦,大家还是乐此不疲,孙鸿烈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国争光的心情,同时,要探索青藏高原的奥秘,它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区域。   孙鸿烈参与完成了七十年代西藏自治区的四年野外科考和四年总结工作。遗憾的是,自己在八十年代到中科院担任副院长后,就不能再直接参加考察了。八十年代转入横断山区等地的科考,主要由李文华、章铭陶、武素功分别带队。   “我们可以非常自信也非常自豪地说,第一次青藏科考确实是填补了空白,而且出了一系列具有国际水平的专著和论文。除了学术上的贡献,也有政治上的意义。”孙鸿烈说。    必须要有宽广的学科基础   “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很多植物的拉丁学名,这是在考察中跟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吴征镒先生学的。我亲身感受到综合科学考察是一个大学堂,能够学到很多知识。”孙鸿烈体会到。   “要做好青藏高原科学研究工作,不能局限于自己的专业,一定要有宽广的知识面,打好学科基础。例如学林的若只知道什么树,至于树木生长的地形土壤却说不上来,这就很难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在青藏高原科学大讲堂上,孙鸿烈对年轻同行们强调。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孙鸿烈说,比如搞土壤的也需懂得一些植物的知识,有的土壤是由岩石风化逐渐形成的,对下面的岩石也要有所了解。孙鸿烈做研究生时方向是土壤地理,他专门在北京大学学了岩石学和地植物学,到北京地质学院学了第四纪地质学。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已于2017年8月启动。孙鸿烈表示,第一次青藏科考主要是填补空白的工作,第二次青藏科考则须深入理论研究。

2019-04-23  (点击量:155)

“长江鲟的全人工繁殖获得成功”。日前,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传出喜讯。这是三峡集团继2009年首次实现中华鲟全人工繁殖成功后,在长江珍稀鱼类保护进程中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   长江鲟又名沙腊子、达氏鲟,主要分布于长江上游干流及其各大支流中,为我国特有的淡水定居型鱼类,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人类活动影响,从20世纪后期开始,长江鲟自然种群资源规模急剧缩小,至2000年左右自然繁殖活动停止,自然种群已无法自我维持,面临野外绝迹风险。2010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其升级为极危级(GR)保护物种。   当前,长江鲟已成为长江鱼类资源保护的旗舰物种之一,其物种保护工作已成为长江生态系统修复、共抓长江大保护的重要工作。2018年5月份,农业农村部印发了《长江鲟(达氏鲟)拯救行动计划(2018-2035)》,指导开展长江鲟资源恢复和自然种群重建工作。而实现大规模的长江鲟人工繁殖和增殖放流被认为是恢复野生资源数量、实现自然种群重建的主要手段。   自2011年起,三峡集团开始启动长江鲟全人工繁殖技术研究,组织人员进行重点技术攻关,成功建立了长江鲟的人工养殖模式,并通过建立营养强化和温度刺激为主的生殖调控体系,促使其在人工养殖条件下性腺发育成熟。2019年4月份,中华鲟研究所在宜昌黄柏河基地分3批次利用人工技术收获受精卵33万余粒,成功孵化长江鲟仔鱼5万余尾。   目前,长江水系中有3种鱼类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除白鲟因多年未发现野生资源而无法开展保护研究外,三峡集团在中华鲟和长江鲟的人工繁殖上均取得成功。长江鲟全人工繁殖的成功,标志着我国迁地保护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对长江珍稀濒危鱼类的保护具有技术借鉴和示范作用,对濒危鱼类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经济日报记者柳洁通讯员何英) (责任编辑:单晓冰)

2019-05-10  (点击量:29)

法制周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曾金春通讯员刘泉子 记者近日从省自然资源厅获悉,近年来,该厅立足本职,认真履行贯彻实施《水污染防治法》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抓好突出问题整改,配合做好水污染防治相关工作,关停整改湘江流域矿山88家,7年恢复土地生态21万亩,助推湖南绿色发展。 在生态保护修复方面,该厅近期启动了湘江流域和洞庭湖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计划3年投入79亿元(中央资金20亿元),实施水环境治理等4大工程。早在2011-2016年,部省联合投资63.63亿元,对环洞庭湖区田水路林村实施综合整治,既提升耕地质量,又改善流域水系和灌溉系统。此外,2012年以来累计投资50余亿元,整治矿山500余座,恢复土地生态21万亩。 在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方面,组织开展湘江流域露天开采非金属矿山专项治理,已关闭矿山59家,整改29家。对照《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制定矿山滥采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方案,并及时向有关市级政府下达督促函。2018年,全省注销或公告废止省级发证采矿权132宗、探矿权64宗,清理退出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117宗。落实河长制湖长制自然资源执法监管责任,2018年以来,全省系统组织开展涉河涉湖执法巡查2126次。 此外,配合省生态环境厅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会同水利部门印发《关于做好全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严格按照《限制供地项目目录》《禁止供地项目目录》,审批供应建设用地,据初步统计,2018年,全省共批准城乡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污染防治等项目用地3785亩;持续5年开展洞庭湖区生态环境变化地理国情监测。近期,又组织长江岸带湖南段生态环境遥感监测。 来源法制周报第1743-1745期第8版

2019-05-09  (点击量: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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