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formation Network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mt in the Yangtze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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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科学 Bulletin封面论文:树木形成层活动的低温阈值是冷湿环境下高山树线形成的关键生理机制
  • GRL: 青藏高原湖泊水量变化与水量平衡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生态技术评价方法、指标体系及全球生态治理技术评价”召开2019年度会议
  • 卫星重力/测高监测湖泊等陆表质量变化专题研讨会在测地所举办
  • 国家科学评论》NSR论文 | 千万年前,谁跨越白令陆桥从欧亚前往北美?谁又反向而行,从北美前往欧亚?
  • 成都生物所在城市化对河网水体二氧化碳通量及影响因素研究中获进展
  • Journal of Ecology:植物物种丰富度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更大程度上决定于所移栽地点的植物群落物种丰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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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0日,“国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武汉市驻点跟踪研究办公室”(简称“长江武汉驻点办”)挂牌启用,标志着武汉市启动了全新的长江大保护科研机制,聚集本地区强大的科研力量,加强行政管理和科学研究的深度融合,集成大数据平台,形成大平台大共享大协作,构建支撑长江大保护的科技格局。   “长江武汉驻点办”采取跨地域跨行业的共建模式,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牵头,武汉大学、湖北工业大学、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武汉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武汉市环境监测中心等8家单位组成。   各单位将通力合作,打破专业壁垒,将各自的技术与资源优势互补,携手开展长江生态大保护修复和武汉市水体污染防治工作。   如此多的顶级机构在一起,如何超常规地展开工作,尽快地拿出研究成果和现实的解决办法?   最近一段时间,武汉市驻点跟踪研究办公室主任、中科院水生所徐栋博士工作“有些忙”,笔者约了好几次,才在中午会议和现场调研间歇时间,“逮着”他完成采访。   驻点工作模式起源于哪里?   驻点工作模式框架的源头,来源于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2017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由原环境保护部(现生态环境部)牵头,有生态环境职责的多部门和单位协作,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重污染成因、重点行业和污染物排放管控技术等难题开展集中攻关,并设立专项资金。   原环境保护部随后按照“1+X”模式成立了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组建了由200多家单位、近2000人组成的科技攻关团队。攻关项目实现了机制体制、“一市一策”驻点跟踪研究、数据资源共享这三大创新。   800多名科研人员深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开展长期驻点研究和技术指导。设立专家团队,打破了单位之间的限制,强调各单位在一个问题上的不同角色的分工协作精神,取得较好的效果。   此次长江大保护驻点工作,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科学研究新渠道,这一跨界治理水环境的驻点模式,是全球水环境治理的一大创新。   8家科研机构是怎么选出来的?   这8家单位是既跨界又各有特色的科研单位,比如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测地所”),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在研究时,不能盯着某一个湖、某一个长江断面,而是要有流域(尺度)的概念,流域尺度概念下的水体治理,大地测量、区域遥感与环境科学及其交叉领域,这就是测地所遥感技术的优势,面对特定的水质问题,不仅仅关注水体本身的问题,还要关注到水体周围岸上的问题,岸上的人以及经济发展涉及的开发问题。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在地质环境分析方面具有优势,地质环境保护、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地表水、湖泊水体、长江水体联通问题分析、解决水体污染问题,都需要从地下水分布、地质环境保护等宏观尺度开展工作。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简称华南所),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与水污染灾害事件之后的跟踪和应急处置,华南所在这方面特别擅长,长江沿线岸线和航道很长,如发生船舶触礁破损进水翻覆导致污染物泄露,面对这类突发事件,华南所的科研优势对于突发污染性事件的处置有很大帮助。   8家单位怎么打通渠道一起工作?   按照国家生态环境部的统一要求,这8家单位的科研人员无论从形式到内容上,都要长期驻点跟踪工作。要有专设办公室,设专人专岗投入工作。还要跟踪研究,要围绕一个驻点城市所遇到问题作导向和龙头,以解决问题开展工作。   驻点工作任务有哪些?   驻点研究工作主要取决于当下长江武汉段所面临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任务,面对实际问题,曾经做过或正在做的工作成果不再沉睡在科研院所,应该拿出来服务于政府决策,各单位打通工作机制、通力合作,认清自己在驻点工作中的任务和角色。   就拿湖泊排口排查这项正在开展的工作为例,按照生态环境部的指示要求全面推行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围绕“查、测、溯、治”4项重点任务,对辖区内的入河湖排污口进行更加细致的拉网式排查,并通过监测,对各排污口进行溯源分析,建立“一口一策”,整治完成一个销号一个,在年底前完成此次试点工作的全部内容。不仅要作具体的排查,还计划从4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要制定排查工作的目标和定位,也就是排查需要达到什么目标,驻点专家团队协助相关部门制定了湖泊排口排查工作技术指南并在全市各区培训推广,可以称之为这项工作的顶层设计。二是全市重点湖泊的排口排查工作的核查,检查各区湖泊排口排查工作到底是否严格按这个技术指南进行。三是溯源分析,这涉及很多方面工作,对污染源的分析将是海量的数据分析过程。四是整治方案的提出,如具体的一湖一策治理方案等。   有哪些全新治理水环境的方式和手段?   中科院水生所此次驻点工作中,将会使用搭载了高光谱成像技术研发的非接触式水体要素多参数遥测设备的大型行业应用无人机,采用“开放式多模型融合算法”,实现了水体叶绿素a、藻蓝素、悬浮物、总氮、总磷、透明度、COD、氨氮、溶解有机物、植被覆盖度、污染口、黑臭水体等水质水生态多参数的同步提取和高精度测量。现在可以利用该套高光谱成像设备和技术做排污口的排查,对于隐藏在水下和草丛中的排污口也能识别。采用可视化深度揭示污染物和黑臭水体空间分布与污染程度等信息,可为环保执法提供直接证据。   还会用到无人船监测技术,拥有人工智能技术的无人船,可实现对排污暗管的动态巡查、影像实时传输、后台数据分析等多种功能,全方位地监测水质污染和暗管的实时情况,为加强水环境治理水平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保障。   还会用到排口调查机器人。其中一种排口调查机器人采用无线与有线相结合的控制系统,能够在地下排水管网、城市暗河暗渠中带水作业。同时集成了声呐、CCTV、有害气体检测等功能模块,可以及时发现管道雨污混接、偷排漏排等问题,实现精准定位、逆向追踪溯源,直至污染源头,助力从根源上消除黑臭水体和进行排口整治工作的精准实施。   (刊于长江日报2019年7月5日第14版,网址链接:http://cjrb.cjn.cn/html/2019-07/05/content_138830.htm)

2019-07-05  (点击量:159)

  湖北日报讯(记者文俊、通讯员孙慧)外观几乎完全相似的10只蝴蝶,经过遗传分析,它们居然是10个不同种类,相互之间可能无法“通婚”交配。这些形态难以区分但遗传上存在显著分化的物种被称为“形态种”。近年,随着基因技术发展,非洲象、娃娃鱼、花臭蛙等越来越多的形态种被发现。这一神奇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6月19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获悉,该所缪炜研究员团队揭开了原生动物形态种演化的奥秘,找到了这些生物“表里不一”的答案。   东湖湖水中,有一种被称为四膜虫的生物,它体长约50微米,有着一副微胖界的梨形身材。世界上的生物有成千上万种,但在生物学研究中,科学家们常常选择一些特定的“模式物种”来集中精力研究,希望通过研究这些物种增进我们对生命普遍规律的了解。四膜虫就是一种优秀的模式生物,这一广泛分布于全球淡水水域中的单细胞真核生物虽然微小,但胃口好、能吃,最快2至3小时就能繁殖一代,极其好养。   缪炜研究员介绍,四膜虫形态种是原生动物纤毛虫中最早发现的形态种,通过对形态高度相似的10种四膜虫的比较基因组分析,发现这些形态种身体内,有一种非常活跃的跳跃基因。利用四膜虫独特的大、小核双核系统来追踪形态种的基因组演化,发现四膜虫以小核染色体近着丝粒和亚端粒区域为基因组的创新中心,跳跃基因跳到的创新中心的位置不同,会导致基因差距,创造出独特的、年轻的大核新基因。10种外观高度相似的四膜虫,基因组差距最高可达38%,而人类与黑猩猩之间的基因组差距却只有1.2%。   副研究员熊杰介绍,实验表明,这大核新基因的功能可能与四膜虫摄食不同的细菌有关,进而适应不同的微生态环境,而与其形态无关,从而解释了10种四膜虫形态高度相似却具有很高的遗传多样性的原因。该研究不仅揭示了四膜虫形态种的演化机制,而且为其它真核生物类群的形态种演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对理解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也提示这些形态一样、但遗传高度分化的不同物种中,有丰富的遗传资源等待发掘。   熊杰副研究员为该论文第一作者,缪炜研究员为论文通讯作者,水生所为第一完成单位。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面上项目以及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人才项目的资助。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PLOS BIOLOGY》,同时,该研究所产生的重要组学数据资源已整合形成四膜虫比较基因组数据库,并对国内外公布和服务。 (刊于湖北日报2019年6月20日第12版,网址链接:http://hbrb.cnhubei.com/html/hbrb/20190620/hbrb3349479.html)

2019-06-21  (点击量:498)

近日,淮河生态经济带省际联席会议在江苏淮安召开,来自苏、皖、鲁、豫、鄂五省及沿淮市县政府负责人共商沿淮发展大计。在水缘相亲的“淮河邻居”眼里,合作、联动、共赢,是民之所往,心之所向。 千里淮河,地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是我国重要的南北分界线。几千年来,这里肥美广袤的土地,给淮水儿女带来了富足;而后又因黄河夺淮与兵家必争,这里的人民饱受水患与战乱之苦,沿淮城市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互联互通薄弱。然而与长江经济带地域相连、水系相通,与国家骨干铁路与高速公路在此交汇的区位优势,较为完备的产业根基,让淮河经济带成为我国中东部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 淮安首倡的“淮河朋友圈” 时光回到2010年,淮安市首次提出了“构建淮河生态经济带”的设想:以淮河干流为先导区,建设淮河生态经济带,把淮河变成一条造福两岸人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黄金水道、产业大道和生态廊道。 作为“淮河朋友圈”的首推和最积极参与者,淮安将淮河生态经济带视为推进区域发展的重大契机。在谋划和实施过程中,淮安高度重视、全力以赴。9年前的设想渐渐落实在生动的调研实践中。 2012年初,淮安市委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承担“构建淮河生态经济带先导区”课题研究。随着研究逐步深入,沿淮蚌埠、信阳、盐城、淮南等地相继加入。 2013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安徽淮南组织召开《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战略规划研究报告》课题成果研讨会,国家发改委、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交通部,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发改委,沿淮城市主要负责人及专家们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建设个国家第三条出海黄金水道”“打造我国第四个经济增长极”“促进我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建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一串串基于生态优先、集约互动发展原则绘就的“美丽淮水”设想,就此拉开了谋划推动淮河生态经济带战略落地的序幕。 此后,从3省5市到3省20市1县,再到5省25市4县,越来越多的沿淮城市加入到推动淮河生态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队伍”中。 2018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一国家层面的引领无疑带来新的生机与机遇,使淮河上下游区域为之跃动。 2019年4月29日,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五省在省际联席会议上,共同审议通过《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省际合作总体实施方案》和《淮河生态经济带省际联席会议制度》并签署《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省际协同推进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依托省际协商合作机制与平台,“淮河朋友圈”高质量发展的轮廓与色彩愈加明晰。 做好“水文章”,挺起绿色脊梁 淮河流域是我国粮食主产区和能源原材料供应基地,但同时,淮河流域的环境问题也较为突出,长期存在水资源承载能力与人口、耕地分布不相适应的问题。在《协议》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被放在了首要位置。淮河要发展,首先要挺起绿色发展的脊梁。 生态文明建设从何破题?淮河生态经济带选择了“水”。今后的淮河,将在齐抓共管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下,向着“人水和谐”的生态示范带的美好愿景流去,润泽良田美地。 比如,创新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尤其在江苏大丰沿海滩涂附近,加强渔业水域保护,加强海域滩涂污染综合防治和陆海污染源头防治,完善湿地滩涂保育工作,从而提升“蓝色国土”的生态功能。 还有一系列节约保护水资源的措施:严控地下水超采,实施饮用水水源地专项整治,保障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到国家安全规定的标准。以淮河干流及一级支流、大型水库和湖泊为重点,打造以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农田林网和堤岸林为主的防护林体系。 对淮河流域来说,做好水的文章是底色,是灵魂;而在地跨五省的淮河沿岸护水用水,实施环境管控联动势在必行。规划中,五省将创新跨区域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完善环境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和预警机制,统一规划、联合执法,协调推进上中下游水资源保护与水污染防治工作,破解“九龙治水”的难题。 江苏淮河畔的新经济发展模式 算好环境账,也要算好经济账。 会议中,与会嘉宾认为,淮河流域资源丰富,应抓住机遇,建立起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把淮河流域打造为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之后的第四个增长极。 这份底气与谋略沉实而深远:《规划》中,淮河生态经济带以千里淮河为东西通道,从东到西分别以淮安、蚌埠和信阳三座区域中心城市形成“三核”空间开发格局。在充分尊重生态文明的理念下,促进淮河流域上中下游要素集聚,尤其在现代化产业布局上,注重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现代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的引进和厚植,结合“四化”同步推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动淮河流域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要想富,先修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淮河生态经济带规划牵头制定者郑新立认为,淮河可以成为长江和黄河之间,中国的“第三条出海黄金通道”。 在江苏省内,淮安作为淮河经济带城市的“带队长”,正积极实施“借港出海”战略。无论从城市北部、中部、南部经不同流域入海,宽广的渠道必将带来更大程度的开放,让淮安作为江苏重要交通枢纽,拉近面朝大海的距离,发挥更大的经济节点和辐射带动作用。 在淮河入海口的盐城,也正大力实施产业转型、沿海开放等发展战略。以面向东北亚、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的独特区位和地缘优势,着力创建沿海现代产业集聚区。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主导产业的发展,加快着高新技术产业密集,令盐城更具辐射淮河入海门户都市圈的实力与魅力。 打好合作牌,下好融合棋,走好绿色路。淮水流淌过一片峥嵘岁月,今天的联盟与联动更恰逢其时。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谁都希望抱团携手,谁都在尝试迎“机”而上,一条水蓝民富的美丽淮河,一个产业协调发展、惠及两岸百姓、人与环境友好相处的淮河生态经济带,正向我们款款走来。

2019-05-14  (点击量:54)

今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敲定 人口落了户,城市要接得住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要突出抓好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工作,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取得决定性进展。其中,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多位专家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这是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的又一次创新,有助于人口要素在城乡间、城镇间自由流动,有利于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实施。 1落户放开放宽,谁将直接受益? 《任务》中,最受关注的是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的措施。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任务》要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至3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户籍制度改革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如今,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全面取消落户限制、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无疑是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史上的一大突破。 记者查阅住建部公布的最新全国城市人口和建设用地统计数据,2017年城区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有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天津、成都、广州、南京、武汉等9座,城区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城市有西安、沈阳、哈尔滨、昆明、郑州、杭州、济南、青岛、大连、长春等10座。这意味着,即使考虑到2017年数据发布至今一些城市城区人口有所增长,全国661座城市中,将有绝大多数城市不再有落户限制。 “这项政策主要是解决城市存量人口的落户问题,即帮助那些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范毅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从现状来看,流动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7%-18%左右,这部分人已经在城市生活,对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较强,解决这2亿多人的落户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发展。 同时,《任务》提出,城市政府要探索采取差别化精准化落户政策,积极推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落户。专家表示,此举能帮助那些发展机会缺失的贫困人口融入城市、摆脱贫困;而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则降低了城市落户门槛,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作用将大大减轻。 2人口大量流入大城市,中小城市面临收缩? 除了对大城市落户限制的松绑,对于超大特大城市,《任务》也提出,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一种观点预测,这将加剧城市间的竞争,人口大量进入大城市,一些中小城市将面临人口收缩。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廖洪乐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制,一定程度上会加剧城市间竞争。不仅大城市、特大城市之间会有竞争,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也会有竞争。 范毅则认为,不同层级城市户籍制度改变不一定会相互影响,未来不同城市之间的关系还是看经济发展,落户放开是给不同层级城市公平发展的机会,而中小城市发展机会不会必然减少。 记者注意到,此前许多省会城市、二线城市“广栽梧桐引凤凰”,被媒体称为“抢人大战”。在这些城市给出的条件之中,除了“零门槛落户”,往往还会有各项配套条件。不难发现,人口流动是一个综合问题,人们选择在哪类城市落户前会对成本收益做出预判和评价。正如廖洪乐所说:“那些产业富有活力、就业机会多、公共服务水平高、工作和生活环境优良、自身特色鲜明的城镇更具竞争力,其人口会呈现净流入,城镇会越来越繁荣。反之,城市人口就有可能呈现净流出态势,城镇最终走向衰落。” 对于《任务》首次提出的“收缩型城市”概念,应该怎样理解呢?范毅指出,收缩城市概念来自欧美国家的城市研究,以城市居住人口减少作为评价标准,居住人口减少的城市称之为收缩城市。 范毅认为,目前对收缩城市的认识存在3个误区。首先,不能以城市辖区人口减少为标准来判断城市收缩,应考察城区人口的增减;其次,不能以城市局部区域(如乡镇街道)代替城市整体,中心城区的空心化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确会存在;另外,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或是产业结构调整出现困难的城市,由于产业空心化造成城市收缩,与户籍制度关系不大。 《任务》明确,超大特大城市不能无序蔓延,大城市要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中小城市发展要分类施策。其中,都市圈内和潜力型中小城市要促进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严控增量、盘活存量;边境城市强化稳边戍边作用;稳步增设一批中小城市,落实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设市。专家表示,这些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措施,最终会促进人口在更大空间内自由配置。 廖洪乐表示,城乡间、城镇间人口自由流动,会带动其他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最终可能形成充满活力的城市群或都市圈。 3城市人口多了,公共服务会打折吗? “中国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我们要从人的需求出发去解决问题,目前要分两步走。”范毅认为,一是“落”,即人要进得了城,这就要降低城市落户门槛,让人能公平享受城市发展的红利;二是“推”,即推公共服务,城市要发展,必须不断改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为人口提供适宜的工作、生活、休闲空间。 如何在城市生活得更好?城市人口增多后公共服务是否会打折?这击中了许多已经和想在城市落户的人的痛点。 公共服务扩大增量是政府责任,也是城市发展的表现。为了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能实现劳有所得、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任务》提出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确保有意愿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全部持有居住证,鼓励各地区逐步扩大居住证附加的公共服务和便利项目。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福利将大大向城市常住人口倾斜。 廖洪乐认为,推进常住人口落户城镇和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保证新增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提高,也要保证原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下降;既涉及城乡间政府职责和利益关系调整,也涉及不同城镇间政府职责和利益关系调整。 对此,廖洪乐提出,实现这个目标,一靠投入,二靠改革。比如,在义务教育方面,既要常住地政府扩建或新建更多公立学校,也要改革中高考制度、教育经费分配和高校招生指标分配办法;在住房保障方面,常住地政府既要投资建设更多保障性住房,也要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方面做更多改革探索;在养老和医疗保障方面,既要打通城乡间壁垒,也要打通不同城镇间壁垒,以确保常住人口在常住地享受基本养老和医疗服务。 4人口持续流出,农村该如何发展? 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可分为缓慢发展(城市化水平低于30%)、加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介于30%—70%)和平稳发展(城市化水平高于70%)三个阶段。廖洪乐告诉记者,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预计这个阶段会持续到2035年,2035年以后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因此,今后15至20年内会有更多农村人口流向城镇。 既然人口从农村流向城镇是必然现象,那么如何处理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关系?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要如何发展? “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如同铁路的两根铁轨,二者并行不悖。”廖洪乐指出,中国几十年来的城乡分割制度体系,为城乡一体化设置了重重障碍,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一个目标就是要逐步缩小直至最终消除城乡差别,即实现城乡一体化。为此,必须同时对现有城镇制度和农村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改革那些妨碍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和规则,如城乡土地制度、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等。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范毅认为,过去,农村发展不仅依附于城市还要保障城市,各种要素单向地流向城市;未来,城乡间要实现要素的双向流动,促进融合发展。“随着城乡户籍不再是人口发展的限制,我们要解决的是如何让城市人口流向农村,比如到农村消费、休闲、居住等。”

2019-04-23  (点击量:906)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交流各地经验,推动各地加快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与实施。2019年6月20-21日,自然资源部在厦门市召开“推进“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现场会”。   自然资源部部长陆昊出席会议并讲话。福建省副省长李德金、厦门市市长庄稼汉致辞,副部长赵龙主持会议。   陆昊首先和参会同志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镇化、城市发展和国土空间规划的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作为做好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根本遵循。他指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部署,是为解决我国现有规划类型过多、内容交叉重复、审批流程过长、地方规划朝令夕改等问题,提出的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改革方案。他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现状和存在的突出问题,着重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的体现战略性、提高科学性、加强协调性、注重操作性的要求进行了阐释和解读。   关于做好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的重点工作和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陆昊从 统一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与“多规合一”的关系;   统筹协调、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   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为基础,科学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对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科学分区,实行差别化管控,并处理好与“三条控制线”的关系;   城镇空间规划如何满足群众的安全性、便利性、健康性等重要民生诉求;   通过林地合理分布、通风廊道等生态化功能,建设与自然和谐,增强视觉协调性,提升城市艺术感等手段体现城市空间品质;   在城镇化进程中通过建筑高度控制等体现“城”的繁荣与“镇”的舒适宁静的差异性;   根据自然地理肌理、满足农民合理需要、确保耕地不减少的核心要求编制村庄规划;   合理把握城镇扩张型规划与重构型、调整型规划的关系;   通过准确把握需求、科学确定规划、探索市场化实现机制等解决城市更新问题;   扎实推进以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为前提的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   通过控制关键指标参数、“管什么就批什么”,精简规划审批内容,大力提高规划审批时效;   建立专家咨询机制,注重通过不同观点的碰撞发挥各相关领域专家、协会学会、学术机构的作用;   合理确定新的国土空间规划标准体系;   加快建设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实现所有规划一张底图   等15个方面进行了工作部署。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厦门市“多规合一”平台建设情况。厦门市、海南省、广州市、上海市先后介绍了“多规合一”工作经验和做法。   部总规划师、部相关司局负责同志,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及规划处(局)长,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相关协会学会组织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019-07-18  (点击量:10)

导读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空间规划”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着重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角度,对国土空间规划做一解读。 作者:张京祥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主任 2018年全国两会上,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进行新一轮机构改革的重大决定,明确了由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统一承担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和监督实施职责,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推进“多规合一”。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这标志着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实施监督体系在决策层面已经基本确立,下面将在实践层面进入全面的建构阶段。《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国土空间规划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这充分说明此次在国家体制机制层面提出构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重要举措和有力抓手。事实上,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实用途管制”就被提出,并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空间规划”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着重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角度,对国土空间规划做一解读。 国家治理在变迁中必然要求“多规合一” 放眼当今世界,“空间规划”广泛、深刻地内嵌于各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我国亦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治理体系变迁的宏观背景下,我国的空间规划体系也经历了一系列探索、创新的演进历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段时期,我国采取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双轨制”并存的政策,空间规划作为落实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与空间布局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仍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宏观调控的职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逐步弱化,地方政府自主性不断增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我国初步构建起从国家层面(全国国土规划)到区域层面(区域性国土规划)再到地方层面(城市总体规划等)的空间规划体系。十四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全面实施市场化改革,市场化、分权化、分税制等一系列改革塑造了高度企业化的“增长型”地方政府,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各地方政府积极利用“空间规划”尤其是城市规划,通过土地经营,实现土地快速增值和地方经济高速发展,这一时期的空间规划作为支持地方实现经济增长的工具,带有明显的功利化色彩。随后很长一段时期,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恶化、社会矛盾突出、城乡差距拉大等问题日益突显。在此背景下,十六大以后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标志着国家发展的总体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长期路径的惯性导致地方政府“增长主义”的发展模式一时难以扭转。 虽然在快速增长阶段,各种空间规划对于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要素管控以及城乡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空间规划事实上成为各部委、各层级政府之间争夺话语权、利益博弈的工具,由此导致空间规划体系混乱、多规冲突愈演愈烈的矛盾局面。造成这一现象的本质,既是各级政府之间以及各部门之间权力博弈的结果,也是国家治理体系转型过渡时期治理逻辑混沌的现实表现。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标志着中央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全面重构。其中,“建立全国统一、责权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在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消除多规矛盾,在全面理顺、重构各级政府事权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有效实施国家战略、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认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在谋求高质量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我国新一轮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为基本原则,强调对国土空间和资源环境的管控与保护,限制地方的无序开发,推动城乡实现高质量发展。基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国土空间规划工作已经在双评价、三区三线划定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技术性探索,并成为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关键基础性工作。但应当关注的是,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重构不仅仅是技术优化的问题,其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治理行为,反映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不仅会在中央—地方的责权关系上得到响应,更会对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此次国家机构改革,将分散在多个部门的空间规划与管理职责统一划归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建立覆盖全域的空间开发保护框架,推动“多规合一”,不仅是对空间规划体系的一次深度整合,其本质上更是对纵向府际关系、横向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即垂直治理与水平治理体系的全面重构。 首先,作为国家推进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工具,国土空间规划是对一定区域,在不同空间层次尺度以及开发时序上,对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进行的统筹安排和部署,体现自上而下的“战略引领”与“刚性管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首先具有较强的体系性:在垂直方向,从总体规划到详细规划,再到相关的专项规划,要清晰对应于各层级政府的事权、责任,强化垂直的传导机制;在横向层面,则要强调各职能部门、各专项规划间的相互协同与有效衔接。 其次,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具有制度化和规范性的特征。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部署,在制度层面体现国家意志和发展战略。自上而下编制的各级国土空间规划,要按照“全国统一、互相衔接、分级管控”的要求,在“双评价”的基础上科学、统筹布局生态、生产与生活空间,优化国土空间结构,体现出高度秩序化、规范化的特征。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空间规划”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为扬州青年志愿者在了解学习京杭大运河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还具有统筹性的特征。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下,国土空间规划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和治理工具,其目标不仅仅是平衡各专项领域之间的空间需求,更是要调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实现对多元化目标的统筹和协调,并将高质量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更高层次的追求。这就更加要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能够统筹考虑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统筹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统筹效益、秩序、品质的关系,以及统筹长远目标与实施时序的关系。 总之,新中国建立以来,空间规划体系的变迁受到复杂的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其背后深刻映照了国家治理体系变迁的历程。在步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重构统一、有序、有力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突破旧的发展逻辑,促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土空间规划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唯有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与高度来认识和探索国土空间规划,才能准确理解国土空间规划的目标与内涵,继而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本文来源:凤凰品城市(ID:fhpcszz)。文章选自《凤凰品城市》2019年5-6月刊。

2019-07-09  (点击量:31)

6月4日,自然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组织咨询委员和研究人员召开专题学习研讨会,认真学习领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同时,围绕对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以及国新办国土空间规划新闻发布会相关精神的学习,采取典型发言和交流研讨的方式,畅谈认识体会,分析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规划编制实施中需要关注的几个关键问题,明确了下一步深入学习研究的方向。 《意见》确立了国土空间规划顶层设计和体系框架 《意见》首次明确了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各类开发保护建设的基本依据”的功能定位,是推进实现我国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性突破,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指导未来国家空间发展、实现自然资源有效管理的顶层设计和纲领性文件,是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提升国土开发质量的基础性工程,是履行自然资源管理“两统一”职责的基本抓手。 大家认为,早在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就已赋予了资源管理部门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的职责任务,过去20多年来作了大量理论和实践探索,但囿于规划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工作进展。这次《意见》明确了国土空间规划“五级三类四体系”的顶层设计,实现了国家、省、市、县、乡五级规划一气呵成,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三类规划之间的协调联动,强调了编制审批、实施监管、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四个体系的整体配合,明确了资源调查评价和信息平台的集中统一,确立了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图”的法律地位,通过一套体系统筹解决空间规划管理冲突,一张蓝图集中体现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一个目标提供美好生活优质公共服务,使得规划编制目标与手段更加统一,权责定位更加明确,实施与监管更加有力,服务与审批更加高效。 大家认为,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心,建设美丽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造高品质美好生活,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推进空间规划“多规合一”的初心和使命。《意见》的制定和实施,明确了今后国土空间规划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贯彻落实《意见》的使命艰巨、任重道远。 客观分析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机遇和挑战 研讨认为,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完善正面临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地方党委政府责任明确,“多规合一”体制性障碍已经得到解决; “科学有序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空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管控边界”“先布棋盘后落子”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已深入人心; 业已开展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多规合一”试点、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双评价”,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打下良好的基础。 但同时要看到,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落实新理念、新思想、新布局方面,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认识、理论、技术、方法需要新突破。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不是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的简单叠加,而是对底线管控原则的创造性落地,对原有规划优势的充分融合。规划编制要达到“既注重宏观也注重微观,既注重自然也注重人文,既有管控也有发展,既注重技术性也注重政策性,既要研究实体空间也关注经济社会问题,既要强调全国的统一性也考虑到地方因地制宜的差异性”的高标准、严要求,需要在认识上高度统一,理论上有重大突破,新技术、新方法有全方位的系统提升。 规划衔接、协调、融合要打一场硬仗。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各类开发保护建设的依据,既要衔接发展规划,又要协调区域规划、约束指导专项规划,更要融合原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需要在有限的空间内,统筹协调各类规划功能需求,找准科学定位,工作量大、难度系数高,考验规划编制科学性和智慧、规划协调的韧性和定力。 基础数据、法规标准、队伍整合存在时滞。《意见》要求,到2020年基本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离任务完成的时间仅剩一年半。与此同时,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形成正式数据成果、生态保护红线完成勘界定标分别要到2020年中、年底,国土空间规划技术力量整合尚未完全到位,位于规划编制上游的基础数据,中游的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下游执行层面的技术力量整合,都存在一定的时滞。高质量完成这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需要加强统筹安排,找准关键问题,寻求精准突破。 规划编制实施中需要关注的几个关键问题 大家认为,为确保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战略性、科学性、协调性,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规划和计划的关系问题。要处理好空间规划编制、监督实施与用途管制、用地计划的关系,处理好空间与时序的关系。不能因为有了空间详细规划,就否定用地计划对空间利用的控制作用。要跳出传统的单门类资源管理模式,落实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统一管理、融合管理的规划理念,从宏观经济和公共政策的角度加强用途管制。 隐性资源的利用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当前价值尚未充分显现的“隐性资源”,未来可能跃升为重要战略性资源,如生物多样性资源、地上地下空间资源、特定矿产资源等等。要体现国土空间规划在“两统一”中的基础性作用,在规划编制和空间用途管制方面,为资源开发利用的新区域、新类型、新发现预留出适当的政策接口。 规划的柔性尺度问题。要在把每一寸国土规划得明明白白的同时,适度考虑未来发展空间和不确定风险,深入研究规划底线约束的刚性和用途管制的适度柔性之间的关系,明确差别化管制的规则和标准。 规划动态调整问题。《意见》一方面强调规划权威,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另一方面明确,要结合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规划定期评估结果进行动态调整。开展“三区三线”划定与实施情况后评估,对国土空间规划进行动态调整完善,将进一步提高规划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空间交叉重叠问题。今年年初召开的全国自然资源工作会议要求,统筹协调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处理好有关矛盾。但在基层政策执行中,对于三条控制线,尤其是生态保护红线与永久基本农田交叉重叠时,优先判定的原则亟待确定。 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是一项战略性系统性的工程,要实现五级规划上下联动、“多规合一”融汇贯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在解决问题中不断总结提升。咨询研究中心将在进一步学深弄懂吃透《意见》精神的基础上,结合“三区三线”划定与实施情况后评估,加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相关重大理论问题研究,跟踪调研总结地方经验,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决策咨询和研究支撑。

2019-06-21  (点击量: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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